[打卡]《在历史与人文之间徘徊》——评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 —兼谈如何对待80年代的文学理论遗产

评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

——兼谈如何对待80年代的文学理论遗产

                      陈雪虎

 童庆炳先生谈到自己长期理论研究的心得体会时曾说：“在许多人眼里，新旧两种理论， 泾渭分明，势不两立，要前者就不要后者， 要后者就不能要前者。或者说，熊掌与鱼，二者不可兼得。我的看法则恰恰相反， 熊掌，要！鱼，也要！ 我认为传统的理论和新的理论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表示自己愿做理论建设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桥梁”。这种学术态度和方法与现在一批急着清理文献、求新逐异、建立学科的人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我总觉得童庆炳的文章有一种基于对话——沟通精神的学理性和现实性， 他总是冷静地透视各种理论资源的优长局限和现代意义， 根据对现实问题的反省而求相互沟通。事实也表明，童庆炳的理论研究善于在古今中西各种理论语言之间转译和对话，并且按照学科理论基础标准和现实原则去激活这些资源，从而在各种理论鸿沟上架设了可以彼此沟通的桥梁。在世纪交接之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就是对其理论学理性和现实性的集中印证。而且，我相信童庆炳的这部文学理论研究文集将继续接受时间的考验，呈现出一代文艺理论家思想的真理性。

 在我看来， 理论和思想真理性是童庆炳在20多年的对话、沟通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书中收录的、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1981) 和《文学和审美》(1986) 的两篇文学章, 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童庆炳审美特征论的起点，也是其文学整体观的核心。在此，童庆炳突破文学观念僵硬的政治化和粗疏的哲学化，突破“反映”论和工具论的单一视角，而积极地与俄国大批评家别林斯基展开对话，并向他挑战。别林斯基认为，文学与科学的不同不在内容，而只在形式，科学家用逻辑说话， 而文学特征不过是“用形象来反映生活”。童庆炳认为，形象并不是文学的特征，别林斯基的“形象特征”论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而这一错误是由于受黑格尔“美是理论的感性显现”观念的影响所致。在此基础上，童庆炳对于流行于苏联和我国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文学“形象特征”论，进行了有力地质疑。他指出，文学之为文学应该有自己独特对象和内容，这就是整体的、审美的、个性化的生活，也就是说，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乃至其功能，都有其独特的品质和特征， 这个品质和特征就是审美。这一与过去多有对话和斗争、不属颠覆却足以摇撼苏联文学理论模式的独创性见解，在当时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

 现在看来， 也正是审美特征论， 和后来的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一起，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观念的变革， 开始了文学理论界对文学自身品质的寻找。由于确认文学的审美品质，把文学看作是一种以审美活动为核心的精神活动，童庆炳得以在文学活动论的总体观照中，分别从社会现实、心理美学、社会学、文体学、语言学和文化学等多种角度，在与古今中外各种文学理论的对话和沟通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以“审美特征”为中心的文学思想： 文学是一种广延性很强的事物，它必然会有社会性、政治性、道德性、宗教性、民俗性等等属性，但是文学的所有这些属性都必须溶解于审美活动中，才可能是诗意的，因此文学作为一种艺术， 它的特征是审美。如果说它是反映，那么它是审美反映； 如果说它是意识形态， 那么它是审美意识形态。这些观点和思路在《文学审美特征论》一书中也得到较为系统的体现。

 20世纪90年代，童庆炳在审美特征论的基础上， 把文学的基本界定从理论上扩展为具体的审美意识形态论。他主张“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事实上是把苏联模式中的意识形态分析、中国古典文论与欧美文论中的审美主义、西方新近的形式主义和话语理论等理论资源在马克思主义审美活动理论的基点上重新统合起来，形成了新的富有生气的“一元多视角”的理论新框架。审美意识形态论确立，其实是童庆炳在或趋新求异或封闭保守的学术风潮中，坚持在世界文化思潮和现代中国现实的基础上， 充分调动和激活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资源，进行现实性的对话和思想的结果。正是这种“古”“今”“中”“西”的对话和沟通，使得他在这一根本而复杂的问题上， 达成了一种涵括力极强的综合视野。这种对话精神和综合视野，充分体现了一代文艺理论家现实而深刻的思想现实的品质。

 然而在世纪之交，积一代学人20年学术之养的审美特征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却遭到怀疑和指责。这种怀疑和指责试图清理 20世纪80年代“审美论”，却不与过去的学术思想形成真正的对话和沟通，自居现代性思想的制高点上， 却忘记自身独断的独白性和膨胀的普遍主义欲望， 形成了对八九十年代学术精神的隔膜和苛责。在我看来，这种怀疑论的误区主要有如下三点：

 1. 方法上存在严重的新的二元对立霸权的倾向。怀疑论受近二三十年来西方美学文艺学思想的影响，试图以新的政治化文化思路否认 80年代的思想成果， 乃至不顾历史和现实， 硬将80 年代的理论思路简化为完全自律论的“审美主义”。其实，只要细细清理， 像童庆炳、钱中文和王元骧这一代学人已经深刻领会到非此即彼式二元对立思维的片面性，而主张“多种意见可以并存，并且可以沟通”的“亦此亦彼”的对话思维。这在童庆炳那里，不仅表现为他对文艺学研究“一元多视角”的提倡，而且表现为在具体问题上他对海森堡所提出的“将矛盾提升为原理”的原则的坚持(比如他对审美知觉、审美情感、艺术想象等现象的心理美学研究)。如果没有对经验事实的关注、现实的问题意识和严谨的学术态度， 这种现代辩证思维是不可想象的。相反，那些自居“新派”、却习惯于形而上学思维、鼓吹“片面的深刻”，且对各种具体事实视若无睹的怀疑论者，尤其是国内的一些自居“新左派”的人，试图超越二元对立，却只注重文学的社会性、政治性乃至道德性，制造了新的二元对立霸权。

 2. 观点上， 将20世纪80 和90年代创作和批评中出现审美主义思潮与文学审美特征论等同起来， 把八九十年代文学中出现的对认识价值、伦理价值、社会价值的淡漠，看成是“文学审美论中的形式主义、心理主义、文本主义倾向极端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在理解八九十年代文学现象与思想时形成严重的简化和错位。且不谈审美主义及其后果与社会现实另有明显的重大原因，即以“审美特征”论与“审美意识形态”论而言，它们与形形色色的“文学主体性”和“文学本体性”理论本来就有明显的区别。另外，“特征”固然不同于事物的“本质”，但对本质的把握必须从“特征”入手， 文艺的特征正在于其审美性。指明文艺的审美性也不是否认其意识形态本质，而是更强调意识形态内涵是通过审美呈现出来的。相较之下， 怀疑论者眼中只看到文学较其他艺术门类更为显明的“社会性含蕴”，一味欢呼现代“公理”支配下的学术分工主义，忘却“社会性含蕴”只能通过作为审美活动的文学彰显出来，忘却文学作为个体活动的生命性和审美性存在， 这不能不说是对审美特征论的极大误解，不能不说是对八九十年代学术思想和现代中国文学精神的背叛和歪曲。

 3.立场上， 怀疑论自居现代性高度， 简单地以西格中， 结果牵强附会，圆凿方枘。他们征引一些西方左翼学者的激进观点，如特里·伊格尔顿、珍妮特·沃尔夫等人对西方审美意识形态历史的批判，来指责中国的审美特征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须知西方左翼学者所谓的“审美意识形态”与童庆炳所界定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大不相同。如果研究本身尤其是概念抛开了现代中国美学与文艺学本身具体的现代性内涵，只能会简单地理解历史和现实，这不能不说是犯了普遍主义的“误置具体性的错误”。对于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思想自身的紧张性、革命性和矛盾性的处理更是需要具体细致的辨析。怀疑论如果真的丧失自身的思想基点和本位，不积极以我为主，与古代、现代和西方对话和沟通，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创造， 那必然是文艺思想和理论研究的悲哀。

 世纪之交清理20世纪80和90年代的文学思想遗产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不严肃地面对遗产，我们就无法展开今天有意义的工作。所以，现在童庆炳先生把过去文学理论之路上的足迹保存起来，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于逝去的年代是纪念， 于现在则催促出不断努力，不断地在现实基点上， 依照新的问题意识去寻找历史与现实中的思想残片，并在众声喧哗中寻求真正的对话和沟通。

今天的小番外:今天一个人坐了高铁，换了地铁，最后上了火车。我觉得我好厉害，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上次和妈妈姐姐一起，这次只有自己一个人我也可以。又进步咯，小陈。